「物質文化」二連貼。第二貼:辦公桌的故事
如果「辦公桌」是我們工作的地方,那麼觀察「辦公桌」的歷史變化,也能帶我們窺見人類工作樣貌的改變!
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領域當中,一直有「物的社會生命史」這樣一個研究方法,探討「物」所表現的社會關係與文化概念如何隨著時間流轉,以及「物」本身如何跟著這樣的流轉而發展轉變。
這篇短文,很精彩地帶我們從「辦公桌」切入,探討「辦公桌」的文化意義,以及背後的社會型態,還有桌子本身又是如何隨著社會文化變遷而變形。
非常值得大家細細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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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能夠極大地揭示坐在桌旁的人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以及這個人坐在桌旁時處於一個什麽樣的時代。狄更斯的桌子透露出,寫作是件嚴肅但孤獨的事情,曾經在這張桌子上寫作的那個人是個事業成功的重要人物。
我的桌子是米色的三聚氰胺板製成的,灰色金屬桌腿,其設計目的是為了和相似的桌子拼在一起。它並不美;唯一有設計感的地方是在桌子前部中間呈弧形凹進去,就像是為了讓有啤酒肚的人坐著舒適。
這張桌子透露出,我生活在一個民主、缺乏個性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主導思想是團隊合作和實用主義。那個凹陷的設計透露出的不是員工的身材,而是我們對人體工程學的關註。這張桌子配備的椅子如此舒適,在上面連續坐上12個小時也不會難受。
在我的桌子上,除了一臺電腦,還散落著各種各樣用過的三明治包裝紙,一些管理學書籍,舊報紙和雜志,一條臟兮兮的手臂懸帶,一個自行車頭盔,還有一堆筆和紙。抽屜里,除了一些圓珠筆和絲襪,還有一個有10多年歷史的黑莓(BlackBerry)手機盒子。這些線索不難解讀:我騎自行車,我最近弄傷過胳膊,我沒有用午休時間正經吃午餐,以及我的工作涉及通過閱讀來獲取靈感。
這張辦公桌還透露出,我已經在這個位置坐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就這一點而言,我正日益變成少數派。一張辦公桌上空無一物將日益成為常態,因為任何一個員工坐在特定的某張桌子旁的時間也就是一天。大約15年前非固定辦公桌(Hot-desking,又稱辦公桌輪用制)出現在辦公室的時候,沒人認為這種做法會流行起來。
現在,白廳(Whitehall)就採取這種做法,今年早些時候還鬧出一樁小小的醜聞——在那裡上班的人得排隊使用辦公桌。公務員系統有規定,要求每10人應配有7張桌子——你不必是個數學天才也能看出可能節省30%的成本挺不錯的。英國廣播公司(BBC)也這麽乾,電視喜劇《W1A》有段著名的情節就是諷刺該公司辦公桌的短缺。甚至英國央行行長也這麽乾。執掌英國央行後,馬克•卡尼(Mark Carney)如此堅決地要做一個現代人,於是他帶上筆記本到各個不同部門占用辦公桌(盡管保險起見,他還保留著自己私人辦公室的辦公桌)。
員工的這種形象——像游牧民那樣帶著自己的謀生工具四處游盪——似乎十分現代,但一點也不新鮮。非固定辦公桌在16世紀就出現了。唯一的區別是當時的抄寫員是拖著桌子(deske,不同於現代英語中的桌子(desk))輾轉於不同的工作地點。當時的桌子是一個沒有桌腿的木箱,桌面是傾斜的,抄寫員伏在傾斜的桌面上抄寫雇主讓他抄寫的文字。16世紀的抄寫員和現代使用非固定辦公桌的職員,他們的桌子都講述了一個漂泊不定的故事,他們是供雇傭的腦力勞動者,會在任何需要的時候轉換工作地點。
從“deske”到“hotdesk”的幾百年間,這件傢具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主要是關於地位。
規則很簡單:桌子越大,木材越昂貴,其占有者就越是位高權重。桌子越像是本應放在客廳的桌子,其所有者越是假裝遠離工作,因此其權力就越大。
桌子也是一種實實在在製造距離的方式。所有造訪高管辦公室的情景,都是高管在他巨大的桌子的一邊,訪客則處於另一邊。這讓高管可以使盡各種招數提醒所有人誰占了上風。我還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造訪溫斯托克勛爵(Lord Weinstock)在GEC的辦公室,我發現他坐在一片光亮之中,而來訪者則要坐在黑暗裡。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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