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一直想問之鋒,你為什麼要接受這麼多採訪?是什麼令你覺得一定要做?「我一出來時法新社就打電話給我。你沒理由做了法新社不做美聯社。好像也沒理由做了明報不做蘋果。其實我也知道我可以一個訪問都不做的。你問我想不想休息,當然想。可我又會問自己,為什麼不做呢?好像沒有一個一定不要做的理由。
一來你做政治人物,出來和大家講下發生了什麼,好像是責任。二來,我在青少年監獄這六十多天的事情,其實也真的很值得和大家分享。過了生日,要離開青少年監獄那天,我記得離開前要去見一見長官,都還是要講“sorry sir”。我當時和自己說,我是改變不了這個環境,你讓我說這句話,我也改變不了,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心境,讓自己克服。你讓我講,我就出來慢慢講。(停頓一下)我知道我在裏面承受過的經歷,頂過的那些爆粗,那些很無聊的事情,出來之後可以幫到被社會邊緣的那些人。所以我出來要講。
還有就是,其實很多傳媒都不會找那13個人了(編註:新界東北案被判刑的13個青年)。如果我們這3個人有2個人暫時出來,我們都不接受採訪,不是在玩嘢嘛。如果我狀態ok,為什麼不做呢。老實說,如果你讓我坐600天,我真的講不出這些話,但我只坐了60天。其實是有內疚感的。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關注的人。如果我都變得頹廢的話,我怎麼好意思呢。那種內疚感讓我更加覺得我要讓大家知道,坐完監獄,出來之後,還是要繼續的。」
黃之鋒深深知道,在諸多同儕中,自己「刑期最少卻得到關注最多」,也知道現狀是自己暫得自由,但戰友們仍在獄中。因此他覺得發聲是必須要做的事:要積極地回應外界查詢,代所有不能說話的人說話,也代他心中的香港,向世界說話。我站這個位置,就要扮演這種角色。「光環是用來燒的」,自黃之鋒在2012年「反國教」一役成名,以14歲少年的姿態成為香港政壇最受關注的新星之後,這就成了他的口頭禪。
既然已經成為象征性人物,那就抓住受關注的機會,更多地講自己的故事,把故事「fit進」時代敘事裏,讓故事「帶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價值和信念,盡量影響更多人,帶來更大能量。這是他的燒光環理論,也是他過去整整五年的練習。生活,戰鬥,故事,哪個引導哪個?幾乎已經分不清了。在全民矚目下的政治參與和公共角色承擔,已經成了他的本能。
眼下,故事裏多了數個月的牢獄經歷,短暫自由、重新戰鬥的他,太知道人們想聽什麼。他會調侃媒體:「XX會關注阿聰突然很少回家吃飯呀,我很喜歡喝媽媽做的奶茶。XX則看補選什麼時候派人選。XX喜歡監獄系列,監獄風雲那類型的。XX深一點,喜歡討論公民運動、創傷、論述。」西方媒體因為遙距觀察,講起故事來套路更深。「其實我真想不到紐約時報會拿Three Teenagers vs. Superpower來做社論標題。」
黃之鋒笑。Teenager vs. Superpower是Netflix 今年5月上線的一部以黃之鋒為主角的紀錄片,來自英國的年輕導演從反國教運動開始跟拍他的故事,隨著強勢的發行方在全球190個國家上線播放,目前IMDB評分6.9分。黃之鋒不諱言,這種叛逆少年對抗強大政權的故事,是典型迎合西方視角的,「但他們喜歡。我站這個位置,就要扮演這種角色。」
有關注,就可以有效的輸出。黃之鋒深深明白這一點。無論是香港以一種不同於李小龍、成龍的樣子被世界持續認識,還是在本地,一群因為公民抗命坐牢的年輕人被主流社會真正看到,都要藉助持續的關注才能做到。
於是一出獄,他就馬不停蹄接受採訪,還拋出幾條可供延伸討論的線索給記者選擇:以「香港青少年監獄第一個政治犯」的身份,帶回青少年監倉的現狀故事,進而呼籲公眾關注邊緣人及青少年囚犯的權益;以「最年輕的政治犯」身份,呼籲媒體和社會不要過度英雄化抗爭者,給前線的人留一點喘息、甚至是失落的空間。
線索都拋了出來,聽者自然會接住,故事總會好看。只是第二條線索,吊詭地回帶到現實:監獄仍在那裏,受困的人和他們的理想,畢竟都在煎熬——包括那個不用面對公眾時的黃之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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