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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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謝謝你演活了我。
《火星實驗室》 余文樂:天生好皮囊,不意味著人生便輕巧
人們不常提他的心思和努力,他也習慣將這一切輕描淡寫地帶過,旺盛的好勝心和衝勁都被藏匿在一副無所謂的臉孔下。
演了17年電影的演員余文樂,因為“青年陳永仁”、“暖男張志明”被觀眾熟悉,但他覺得反派角色同樣有魅力。比如電影《蝙蝠俠》裡的小丑,一個沒有動機的反派,抱著“幹嘛那麼嚴肅”的人生信念,崇尚絕對的混亂、無序和虛無。
在電影《狂獸》中,余文樂就演了個徹頭徹尾的“反派”——黑幫漁民江貴成,信仰天后娘娘,相信金錢萬能,為此殺人越貨,最後抱著金子沉入水底。巨幅海報上,余文樂沉著臉,眼神凌厲,眉宇間透著狠勁。
談到江貴成,他說,哪有什麼正派反派之分,人人做事都有因可循。江貴成是為了討生存,要找飯吃。 “找飯吃沒錯啊,出發點沒錯,過程做錯了。”余文樂對火星試驗室說,某種意義上,江貴成是純粹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純粹。
2017年上映的另外兩部電影中,余文樂扮演的角色也有類似的特質。電影《悟空傳》和《一念無明》裡,余文樂分別扮演冷面二郎神楊戩和躁鬱症患者黃世東。他當“警察”當夠了,要找點新鮮感。
出道第二年他便接拍電影《無間道》,扮演陳永仁——梁朝偉的青年時期。戲份不多,卻被業內認定為“謝霆鋒最有力的競爭者”、“梁朝偉的接班人”。
未經歷從龍套到主角的漫長苦熬,就有了代表作,又是在港片落寞的年代,人人道他演藝生涯順利。
“順利嗎?我發現真的是……”余文樂側身轉向身邊的工作人員,緊皺眉頭,“為什麼每個人見到我都覺得我蠻順利的”。他脫掉牛仔外套,背過身,淡淡地說:“我拍了80多部戲了,多少人拍幾部就紅了。”
電影《一念無明》預算200萬港幣,拍攝16天。這個零片酬演出的角色讓余文樂首度入圍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該片導演黃進稱余文樂是被低估的演員,“如今終於讓人看到他的演技”。
“被低估”或許源於他那副永遠又酷又鬆弛的模樣,容易讓人以為一切來得輕巧。
“不喜歡交代自己”
黃進第一次見余文樂時,已經寫好了劇本。
余文樂正在香港佳隆片場拍攝《賭城風雲》,黃進從張家輝、曾國祥那兒得知,余文樂當天會有一點時間,便去了片場。趁著余文樂等戲的間隙,黃進跟他說了故事,留下劇本。
第二天,黃進就收到余文樂參演的回复。 “即使他很明白資金很少,甚至不一定能收到片酬,他還是很有興趣一起講好這個故事。我知道有幸運的地方,但很重要的是,他很愛這個故事。”黃進告訴火星試驗室。
因為電影《一念無明》,余文樂第一次走進香港的劏房,逼仄的走廊上密佈著十幾個房間,每個房間只有數平米,沒有洗手間。步入其中,余文樂立刻感覺到壓抑,心裡起了變化,很快融入電影的情緒中。
《一念無明》色調灰暗,將香港底層社會的生活現狀層次豐滿地表現出來。上映至今,余文樂不敢看第二遍。有時坐飛機,時間漫漫,想點開重看,想想又作罷,“太難受了”。當然,也有不想讓空姐覺得他自戀的緣故。
演員金燕玲對余文樂稱讚有加,自謙她和曾志偉在片中的戲份都有爆發的段落,並不困難,整部戲最難演的是余文樂。
有一場戲,黃世東聽到未婚妻在教會對他的控訴,情緒崩潰,衝進超市猛吃巧克力。 “其實當時他的角色情緒是爆炸的,但又想要去控制,不能隨意地發洩,所以他在表演中不能一味地'放',還要有'收',這讓我感觸非常深。”金燕玲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余文樂此前雖從未去過劏房,但從小在香港的鋼筋水泥中長大,也能感覺到壓力重重。他的童年並不愉快。父母忙著做生意,他跟姨媽住,每週六晚上站在姨媽家門口,眼巴巴等著父母接自己回家,星期天晚上再哭哭啼啼地被送過來。
他一早明白“揾食不易”的道理。父母為了讓哥哥出國唸書,將家裡的房子賣了。他不想增重家庭負擔,高中畢業便出來工作,發誓要把家裡賣掉的房子買回來。這個夢想不到30歲就實現了。
2016年,真人秀節目《我們相愛吧》中,余文樂和周冬雨坐纜車前往太平山頂。他說上一次坐纜車是和媽媽,那時他年幼,看著旁邊的房屋,問道:“為什麼人家的廚房都比我家大呢?旁邊怎麼會有樓的?長大了我要住這邊。”媽媽叫他別做夢了。
這個夢想,他長大後也實現了。他戴著墨鏡,伸手撓了撓耳背,不好意思地對周冬雨說,“男生都這樣。”
人們不常提到他的心思和努力,他也習慣將這一切輕描淡寫地帶過,旺盛的好勝心和衝勁都被藏匿在一副無所謂的臉孔下。
但與余文樂合作了“志明春嬌三部曲”的楊千嬅知道,余文樂很努力,私下會為拍攝做大量準備工作,閱讀資料,研究角色,分析人物性格、外形,連同生活細節,但在接受訪問或宣傳時,話卻很少。
楊千嬅說余文樂“先天多愁善感”,是一個“不喜歡交代自己”的人。 “他都是默默付出的,他在現場,你可以看得出他已經準備好來開工的,你會感受到他的認真。”楊千嬅告訴火星試驗室。
為了《悟空傳》20秒的出場鏡頭,余文樂閉關健身10個月。再說起這段經歷,他還是一副酷酷的模樣:“健身,完全是為了戲。”“結果?結果就是完成導演的要求。反正我也不是為了好看,導演要求,我答應了,我就做。”
但紀錄短片《余文樂的靈與肉》記下了過程的艱難。他的教練說他是“值得掌聲的人”,因為“全世界只有2%的人能堅持一次做完1000個俯臥撑”,余文樂是那2%。
成果背後是嚴苛的體能訓練,以及對糖分和澱粉的戒除。
晚餐只有6顆藍莓,他就撿起來一顆一顆慢慢吃,彷彿嚼久一點能帶來飽腹感;有一次,他練到快崩潰,忍不住偷吃了冰淇淋。紀錄片中,他笑著解釋自己當時流下的眼淚,“我不是哭,可能是太久沒有糖分了,眼淚不由自主就流出來了……”
“每個人的命都不一樣”
余文樂的演藝生涯有個足夠漂亮的開局。
他天生明星相,身高181厘米,五官精緻。編劇柏邦妮說他有“黑曜石一般的眼瞳”,香港作家林燕妮則誇讚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琉璃彈子”,林燕妮寫他,“在年輕男演員之中,二十四歲的余文樂是外形最好的一個”。
突出的外形讓他高中暑假時在尖沙咀環街大道上被星探發現,拉入演藝圈。
2001年,20出頭的余文樂有了首部電影作品《憂憂愁愁的走了》,海報上寫著“人氣偶像余文樂初登大銀幕之作”。同年,他去台灣拍攝偶像劇《愛情白皮書》,扮演氣質憂鬱但善解人意的男主角歐陽掛居。那是台灣偶像劇鼎盛的年代,他很快成為少女追捧的偶像。
天生好皮囊,出道就演男一號,余文樂的運氣好到讓人忌妒。但鮮少人知,他曾問老闆自己能不能退出演藝圈,他不想乾了。因為矚目的姐弟戀失敗,他從台灣拍完電視劇返港,一下飛機就被媒體層層圍住。看客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利用了藝人女友的名氣為自己鋪路。
“我明明待在家裡啥都沒做,天天都封面,每個禮拜都寫我什麼什麼,做錯了一些什麼。那時候覺得我幹嗎要這樣,我真的需要承擔這種壓力嗎?天天在哭,門都不敢出。”余文樂參加訪談節目時曾回憶,他下樓吃東西,必須把帽子拉低,不敢看對方的眼睛,走過街道,被人認出,就會被罵一通髒話。
演藝生涯看似平順,其實只是他對挫折避而不談。一直到2016年,在《我們相愛吧》中,他才說起在台灣拍戲的艱難。他那時不會講普通話,拿到劇本,抓著同劇組的彭于晏一邊拍戲一邊學,“他們睡覺,我還在拼劇本”。
出道第二年,余文樂接到了《無間道》。那時好萊塢影片進軍中國,港片已成頹勢。這部電影席捲了2003年香港金像獎,暫時挽救了下行的香港電影業。余文樂也真正聲名鵲起。他戲份不多,但青年時期的陳永仁被警校“開除”,踏出校門一回頭的畫面至今是影迷們的心頭好。
最初,余文樂並不是導演劉偉強心中的最佳人選,“你看看他,比梁朝偉高半個頭,怎麼演一個人”。但那次合作,余文樂給劉偉強留下好印象。他不懂演戲,就向劉偉強請教。劉偉強後來回憶,他讓余文樂去看梁朝偉怎麼演,“他真的在家裡看了100遍梁朝偉的演出”。
余文樂承認自己開局好,轉而又說打球打四節,開局漂亮並不決定最後的輸贏。他知道14年前的自己是特殊的例子,出道第二年就在大咖雲集的《無間道》中佔有一席之地。 “但是你拍《無間道》過後呢?”余文樂突然哈哈大笑,前俯後仰,像在自嘲,“有什麼啊”,聲音裡的笑意漸漸消失,“每個人的命都不一樣。 ”
“中間也吃過苦,中間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當你以為他要吐吐苦水,他卻話鋒一轉:“但是無所謂,好跟不好都是一個過程,沒有不好,也不覺得好有多好。”
說歸說,落差還是存在。 14年前他才22歲,一炮而紅,真以為從此星途順遂了,甚至立下30歲前拿影帝的豪言。 “以為飛了,結果一下子停機坪不行要回去,”他被自己的說法逗笑了,“所以那個時候不多想,就拍吧。”
“有些事不用一個晚上做完”
那就拍吧。
他非科班出生,就通過拍戲來學表演。他自嘲剛出道時演技爛,“你想有多爛,就有多爛”的那種,又跟媒體解釋,拍這麼多電影真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看到周潤發、梁朝偉這些前輩,年輕時也拍過很多電視劇、電影,想通過這樣的方式磨練自己的演技。
那時港片沒落,內地電影市場還沒起來,香港藝人處境尷尬,個個辛苦。他以股票做類比,股市行情好,人人買入,人人賺錢,行情一不行,眾人皆完蛋。為了給行內人製造工作機會,不少大咖主動湊錢拍戲。他雖有代表作,畢竟戲不多,又是新人,只能在家等。
於是,從男一號到只有一兩個鏡頭的小角色,他不挑,有得拍就拍、勤奮高產。最多的時候,余文樂一年拍9部電影。一天工作20小時,香港地方小,他得以在不同劇組間來回串場,曾連續一周沒進過家門。
甄子丹的《龍虎門》是余文樂的第一部功夫片。他小時候連架都沒打過,只能和同劇演員謝霆鋒一起,三更半夜在賓館拼命練習,“片子在橫店取景,橫店把我們悶壞了。坐車出去得六個小時,甄子丹很嚴很兇,不過我們兩個不怕死,打便打啦。”他撒嬌般地對林燕妮說。
余文樂一直很感謝當年的伯樂劉偉強。 2005年,劉偉強開拍《頭文字D》,余文樂加盟,與周杰倫相識;2010年,周杰倫拍攝《熊貓人》,給余文樂打電話,他立刻飛去客串;2012年,接到劉偉強一通電話後,他連自己演什麼都沒問,就答應出演《血滴子》。
《血滴子》中,余文樂是殺紅了眼的海都。他早就想演大反派,“從來不覺得自己帥,看著這張臉幾十年,甚至有點討厭,特別高興看到它被變成別的樣子”。導演彭浩翔告訴火星試驗室,余文樂不介意做臟造型,“他反而喜歡,整天喜歡一些沒有那麼乾淨、難看點的造型”。
余文樂總記得朋友告訴他的話:“你要記住,是你挑的這個工作,這個工作沒有挑你,你不要跟我說這個那個,你今天隨時可以放棄,無所謂。”
他理解這句話的意思等同於“我要當演員是我的選擇”。 “就算余文樂告訴大家我不干了,你覺得明天有轉變嗎?這個演藝圈有改變嗎?不會的,無所謂的。但是,你自己有沒有所謂?那你有所謂的話,你就不要跟別人說很累,你不要給自己任何藉口。”
或許是因為這種勤奮又重義氣的性格,大導演們都青睞他,都願給他留個角色。但這難免給人留下缺乏個性的印象,雖眼熟,可除了《無間道》,再難說出余文樂塑造過的角色。
2006年,柏邦妮採訪余文樂,直言他角色多,但給人印象深刻的不多。當年的對手謝霆鋒憑藉《線人》問鼎金像獎影帝時,余文樂還在主流外兜兜轉轉。
他一度被媒體稱為“票房毒藥”,但他就能用那副又酷又鬆弛的模樣調侃自己:“周潤發也當過票房毒藥,那我應該是周潤發的接班人了”。
演多了酷酷的角色,余文樂開始嚮往“愛情小品”,想拍一些簡單、平和的故事,演一部真正打動人心的電影。他演過太多充滿激情的角色,心裡覺得累,“你要保持那個狀態很不容易……沒感覺了。我不想重複再演了。”
可是愛情小品難拿獎。他倒無所謂,觀眾喜歡就好。那個想在30歲前拿影帝的人開導自己:“說到底,你這麼年輕,不用這麼急著去拿獎。要不然以後還有什麼事情做啊。”
這句話很熟悉,像極了電影《志明與春嬌》中張志明的經典台詞“有些事不用一個晚上做完”。這部豆瓣評分8.0的愛情小品在2010年找到余文樂。他演張志明,標準的港男,20出頭的普通上班族,穿襯衫搭配針織衫、鬆鬆垮垮的牛仔褲,悶騷、永遠長不大,愛看美女,遇到喜歡的人會和對方聊,但又不太主動。
《無間道》8年後,余文樂終於有了新的代表作。余文樂告訴彭浩翔,他在過關的時候,工作人員對著他說:“張志明,你來北京拍照嗎?”
彭浩翔認為,觀眾將對角色的感情移植到演員身上,用角色名稱呼他,這是一個成功演員擁有的最重要的事。
余文樂也因此被與張志明劃上等號。在人們的猜想中,余文樂就是一個普通的、悶騷的、玩世不恭的港男。偏偏他恰好有著易於模仿的著裝風格和茫然的神情,儘管他多次辯解:“我不是張志明,我是在演張志明。”
張志明的原型其實是彭浩翔。
彭浩翔和余文樂都喜歡陶瓷,在片場經常聊起來。兩人躲在角落,手指在手機上劃動,津津有味地賞閱陶瓷照片,不時嘖嘖稱讚:“你看,做得多漂亮。”演春嬌的楊千嬅總以為他倆在翻看黃色照片,聊一些“鹹濕”之事。 “其實不是。我們真的在看陶瓷,但是她不相信。沒人相信我們兩個是在看這些東西,每個人都覺得‘你們兩個人躲在角落一定是在看黃色的東西’。”
形成自己的模樣
彭浩翔一早就認識余文樂。他客串過電影《憂憂愁愁的走了》,覺得余文樂不錯,一直想合作。後來在曼谷相遇,彭浩翔說起想拍的關於抽煙的戲,兩人一拍即合。但當時,他們對這部戲都沒有太大期望,純粹當作玩,誰知竟連拍三部。
拍到第三部,彭浩翔、余文樂與楊千嬅三人關係已經很親密。彭浩翔感覺拍攝現場不像工作,反倒像“有人給你錢,讓你們在這裡玩”。
這種默契感很重要。志明與春嬌系列,精彩之處不在於轟轟烈烈、死去活來的愛情故事,而是“踏實的感覺”。楊千嬅說,踏實就是“不用說很多話,從大家的眼神和生活的動態中都能看得出的那種親密關係”。拍戲過程中,她和余文樂互相過招、拉扯,雙方都能猜中對方的反應,“我相信這個就叫做默契”。
彭浩翔有時會突然發現,余文樂比他更了解自己。有一次,余文樂認為彭浩翔設計的某句對白有問題,彭浩翔說:“你不要跟我爭呀,張志明的原型就是我呢。”
余文樂反駁:“你平常不是這樣講話的。”他學著彭浩翔的樣子演了一遍,現場包括彭浩翔太太在內的所有人都覺得余文樂演得比較“彭浩翔”。彭浩翔於是按照余文樂的方式修改了台詞。
還有一場戲,余文樂建議楊千嬅換別的衣服。楊千嬅不解:“是不好看麼?”余文樂告訴她,不是不好看,而是在這場戲中,從男人的角度看,女生應該以另外的模樣走出來。 “他不僅僅關注自己的部分,還關注對手。作為一個對手,他挺好的,他不是盲目跟隨著劇本的流程,他會很靈活,去把角色的立體部分抓緊。”楊千嬅告訴火星試驗室。
志明與春嬌系列拍了8年,貫穿了余文樂迄今為止的大半個演藝生涯。余文樂也由“比較少年”的人成長為成熟的男人。彭浩翔發現,每拍一部,余文樂的演技都明顯比上一部成熟,他的表演越來越內斂、生活化。
“內斂”的演技在黃世東一角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拍攝時,余文樂與黃進達成共識,這部戲必須“很小心地處理”。拍的人謹慎,余文樂演得也謹慎。他不將黃世東當作病人,而是演成一個敏感的人。
余文樂告訴黃進,他不想消費病人,不願將角色塑造成電影中經常出現的典型——瘋狂的、誇張的。 “不應該這樣,因為你在講事情,你不應該誇大這個事情”,余文樂說香港電影過去喜歡誇大“笑果”,比如車都翻了,或者人被挨了100槍都不死,“那個是電影世界。但這次我是拍一個事情,它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不多不少。”
黃進眼中,余文樂是個很有“香港味道”的演員,望著他,“會覺得他很有經歷,會覺得他和大家一樣,在這個城市裡有他的生活、他生活的掙扎,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完全架空了的、完全離地的明星。”
而彭浩翔眼中的余文樂是天真與世故的結合體,“成熟中帶點衝動”。 “他很混雜的,他有時候很小孩,有時候又很成年人。他做生意的時候很成年人,在現場的時候又會玩得跟大小孩一樣。”
生活氣息與過往經歷將他變成了一個更好的演員。
30歲前,他對媒體說,那時的自己還沒形成自己的模樣。他知道身為男人,尤其是演員,除了天生資質,還得有後天經驗加持,才能形成自己的獨特氣質。
在36歲生日即將到來前,他還在找尋這種氣質,他告訴火星試驗室,“我永遠都覺得還沒形成(自己的模樣)。”
楊千嬅卻說,余文樂肯定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模樣的人。 “他挺了解自己的”,但有些人,太了解自己,卻不太能馬上接受自己的所有,得從人生累積經驗中慢慢對自己坦白、接受自己。
她樂於見到余文樂的變化,並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了成熟,“《一念無明》、《悟空傳》、《狂獸》裡面的他,都是不一樣,可塑性很高,內心層次也是豐富了,那個就是最好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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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今天10月10日,我特別要重複說:
不管你主張什麼,台灣都「已經」獨立。
不管承不承認,孩子早已誕生。
不管承不承認,這個世界就是有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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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主張,最早出現在「美麗島軍法大審」中。面對死刑控訴,我肅然地供稱:「台灣應該獨立,事實上台灣已經獨立三十年(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年),現在的名稱叫中華民國」。當時,不僅蔣經國及其權力集團都視這種「主張」就是「叛國罪行」,連海外的「台獨份子」也不能接受 。但是,「美麗島事件」之後,蔣經國政權就不再槍決台獨份子,到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自由尺度大大鬆綁,李登輝時代,這種主張已不算「叛國」,反而是「台獨基本教義派」不能接受「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主張。他們激進地認為台灣必須改國號並宣佈獨立才算「台灣獨立」,才會爽,死才會瞑目。
這種情勢到一九九八年仍然存在。在那年七月十二日「民視」主辦一場電視辯論—「台灣是不是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正方主辯是我本人,助辯的是姚嘉文、游盈隆;反方主辯是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台教會」會長沈長庚和「建國黨」主席許世楷。可見在當時「台獨基本教義派」仍反對「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立場。
所以,到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挑戰「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主張並質問其法理依據。
依據國際公法和國際政治,一個新國家的誕生方式不只一種。
有因獨立戰爭而獨立者,最著名的是美國打了四年的獨立戰爭,和孟加拉脫離巴基斯坦。有因二次大戰後,殖民地被允許獨立者,如馬來西亞、印度、菲律
賓…。
有因公民投票而獨立者,如東帝汶、喬治亞、南蘇丹…。
有因國家分裂而獨立者,如一九八九年蘇聯瓦解而獨立的眾多共和國。
有因母國拒絕其繼續合併而獨立者,如新加坡。
其實,在現代文明的國際社會中,獨立已經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像加拿大「魁北克獨立」,公開宣傳,並由公民投票,沒有人認為那是叛國,而視為是基本人權之一。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國家,獨立才會被視為「罪行」,必須鎮壓,如中國對西藏;如俄羅斯對車臣共和國。
首先,我要敬告這些所謂「獨派」的朋友,如果今天你們還否認「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還在主張或要求「台灣要獨立」,還在自找一些歪理、謬論,包括「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否定台灣已經獨立的事實,或像陳水扁當了八年「中華民國總統」,坐在牢中為了自救,還在美國進行司法訴訟,自稱是「美國在台佔領軍政府代理人立場提告」,還把貪污錢「海角七億」辯成「建國基金」,都是在屠殺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國際人格的行為!
幾十年來,某些「台獨派」最喜歡引用「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強調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乍看之下,似乎有些道理,為了破除這道魔障,此地就攤開來談。
「台灣地位未定論」在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初,的確在國際間一再於關鍵時會被提及。那是為了防堵共產國際勢力跨越台灣海峽,也就是美英等西方集團為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擴張勢力的手段之一。誠如上述,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在日記上所述:「余必死守台灣」,以換取美英集團的放心。換言之,在國際社會的觀點利益思考下,「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或設定,並不是為了「台灣人」的利益,而是為了西方集團的利益!防堵國際共產勢力擴張。這是那個年代的國際主流價值。台灣人不要表錯情、會錯意。
瞭解這點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台灣地位未定論」確實有它的合法基礎。台灣是在一八九五年被中國「永久割讓」給日本,不像香港是租借給英國九十九年。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根本還在中國「固有疆界」之外。二次大戰結束後,由中國和美國分別「軍事佔領」台灣和日本、琉球。緊接著中國發生劇烈內戰,共產中國成立。韓戰又爆發,亞洲情勢快速惡化。自由集團要把共產勢力圍堵在亞洲大陸,不使它進入台灣海峽及太平洋。把這項戰略目標具象化的理由或道具就是「台灣地位未定」,以便二次大戰戰勝國可以伺機介入。而美國最強而有力的方法,便是一方面排斥「中華民國」和初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合約」;隨後於一九五二年,由美國力挺的「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於第二條規定:「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但未表明要把台灣「交還」何國?也未說明「台灣」的國際地位何去何從。
《常識》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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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horselai (39.12.46.87), 03/20/2019 17: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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